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伊始，就着急忙活他的几个需要烧钱的“计划”，除了众所周知的就业计划、基建计划等以外，美国家庭计划也是他的重磅。4月底，他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就公布了一项价值1.8万亿美元、针对儿童、学生和家庭的“美国家庭计划”。
这项计划里，当然包括了低收入人群医保等方面，而很多内容都是和教育及孩子有关的。
包括幼托和学前教育，其中，大概2250亿美元用于儿童保育，拜登呼吁从头开始计划儿童保育中心，提供多种选择，以扩大负担得起的无障碍儿童保育的范围。2000亿美元用于普及学前教育，为所有3岁和4岁的孩子提供免费的学前班教育。幼儿工作人员将有15美元/小时的最低工资，并根据资格提供额外的补偿。
也包括对普及大学教育进行的补贴。其中，1090亿美元用于为每个美国人提供两年的免费社区大学。拜登还要求提供800亿美元的额外的佩尔助学金。这将使学生获得的最高奖励增加约1400美元。计划也要求对教育机构进行620亿美元的战略投资，以提高大学，特别是社区大学的保留率和完成率。460亿美元的投资为“收入低于125000美元的家庭的学生提供两年的学费补贴”，这些学生就读于四年制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部落学院或大学（TCU）或少数族裔服务机构（MSI）。
除了对于孩子和学生的激励，教师激励也不能少。计划为教师提供90亿美元，用以“培训，装备和多样化美国教师，以确保我们的高中毕业生为成功做好准备”。其中，9亿美元将用于特殊教育教师发展。拜登要求国会拨款16亿美元，用于帮助当前的教师获得所需的证书，并将为未来的教师提供的奖学金增加一倍，从每年4000美元提高到8000美元。
美国教改血泪史
当然，这还不能够算是“教育改革”。近二十年来，美国教育改革的故事，也是一箩筐。
美国宪法规定，教育主要是各州和地方的责任，联邦政府只起辅助作用。然而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联邦政府不断通过教育财政拨款、设定国家级标准等手段增加其教育话语权和影响力。
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实则是为了应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挑战，认为美国科技竞争的领先地位受到了挑战，国家已然处于危急之中，因此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和国防开始紧密联系起来，联邦政府干预各州教育事务必不可少，对于怎么“考核”教育质量也提出了更多看法。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伟大社会”的改革计划，将教育作为向贫穷开战的主要武器。1965年，《初等与中等教育法》颁布，旨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尤其是贫困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的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机会。此法案清楚地表明了学校和学区应当进行年度总结和评价，并及时将总结和评价的结果上报高一级的政府部门，因此被很多人视为美国教育问责制的开端。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回归基础”的教育改革运动。到80年代，政府更加关注学校教育的最终成果。同时，为保证这一时期问责制的有效实施，美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的相关文件，如《国家处于危险之中》《国家已准备好——21世纪的教师》《明日之教师》以及《结果导向时代的来临》等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号召实施更多的测验，还把对学校或学区的奖惩与测验的结果联系起来。1989年，布什总统举行教育高峰会议，意图建立全国性的学生表现标准。
及至90年代，教育问责制突飞猛进，要求联邦政府、州政府、学校、校长、教师、家长、学生和社区共同为学生的学习结果以及学校产出的绩效承担责任。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问责制带来应试教育
2001年小布什接替克林顿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2002年1月8日，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旨在改变美国中小学生读写算能力低下的现状。
该法案的总目标是，要“平等”！不论学生种族和家庭背景如何，都应平等地接受教育；学校应促进孩子取得他们潜能所应达到的进步；教育系统必须帮助那些在薄弱学校里就读的成绩差的学生按照规定的学术标准学习，使优势学生和弱势学生考试分数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法案确立了一个时间表，即全国所有学生的数学、科学和阅读成绩在2014年前必须达到熟练水平。
有时间表，自然也有“路线图”。为了保证目标完成，法案要求各州和各学校实行问责制并对教育结果负责，而衡量绩效责任的主要标志是看学生的考试结果。各州要根据学生的目前学业水平与目标间的差距制定学校每年要取得的年度适当进步率（adequate yearly progress）。各州制定出富有挑战性的州级阅读和数学标准，所有3-8年级学生必须参加年度考试，在实现州级熟练目标方面未能取得“年度适当进步”的学区和学校将被贴上“差”的标签，面临改进、重组和给学生退还经费的惩罚，而实现并超越“年度适当进步”目标的学校将获得州学业成就奖。
重拳出击，必有回响。
总的来说，NCLB帮助不同种族和不同家庭背景的年青学生提升了学业成绩，减小了差距。
但是，弊病也很明显。一方面，应试教育的趋势愈加明显，标准化的模式让多样化学生教育式微，教师忙于应对考核；另一方面，一旦学生或学校被贴上了“差”的标签，可能会继续滑向更差的的境地，数据造假情况普遍。此外，教师离职增加，学生辍学增加。
不“应试”，提升综合能力，大力支持学校竞争
2008年金融危机后，失业大量增加，预算愈加不足，美国教育何去何从？
奧巴马在竞选中就承诺，将“变革”美国教育，采用更为科学的学业评价体系，改变基础教育“为考试而教”的状况，提升教师质量，改善教师待遇，及为每位美国人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首先，他改变考试标准。基础教育的培养标准已不能再局限于学生学业成绩的好坏，而是要培养学生21世纪所需要的技能，如解决和分析问题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创造力等，因此他取消了NCLB的2014年目标，代以2020年为升学和就业做好准备的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社会技能。并且致力于全面提升美国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
他特别重视学前教育，公布了综合性教育方案“0-5岁”计划（Zero to Five Plan），“力争上游—早期学习挑战”计划（Race to the Top-Early Learning Challenge Program）“早期开端计划儿童保育合作”（Early Head Start-Child Care Partnerships）项目等，激励各州积极开展高标准的幼教改革，确保每一位儿童都有机会获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奥巴马政府还取缔对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限制，大力扶持特许学校的发展，成倍增加对特许学校的资助。特许学校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是美国家长为抵制公立学校的劣质教育而发起的择校改革运动的一种形式，也是众多公办民营学校之中的一种学校类型。特许学校的增加意味着家长选择权力的扩大，公立学校将面临更多的竞争和挑战，教育资源将重新分配。
此外，他提出了诸多支持教师专业发展的计划，招聘、培训、保留和奖励杰出教师。而且，在高等教育方面，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了因学费引起的公平入学问题上，扩大资助计划。因为在15年间，美国大学学费上升了439%，致使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25-34岁群体获得大学学位的比率居于世界首位，而当时却降为十几名。通过一系列资助，将让所有人“上得起学”。
2015年12月，奥巴马签署了《每个学生成功法》（ESSA），取代业已施行了14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CLB），该法包含天才教育的内容等。
教育与“国运”相连，该“应试”否是个老问题
轮到特朗普总统的时候，他在竞选中就尖锐批判了美国当前的教育，声称“本届政府搞砸了教育，他们失败得彻彻底底”。他倡导“自由择校”、支持特许学校、反对“ 共同核心标准”。
虽然他未曾提出系统的教育思想，但是发表了相关言论，被人认为是“精英教育”思维的代表。
现在到了拜登执政时期，尽管其教育思想的系统和教育改革的框架还没有显现，但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中就涉及了很多有关于教育的问题，可以一窥端倪。
总而言之，教育究竟应该去向何方，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重大话题，既关乎国计也关乎民生，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都对此“有话说”“要说话”“想吐槽”。而教育由于与人才培养关系紧密，势必与“国运”相连，因此会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美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当美苏“抗争”时，当“消除贫困”时，当进入新世纪时，当贫富差距扩大时，当“美国优先”时，无疑，教育改革的侧重点都会有所不同。
而教育究竟是应该要“应试”？还是应该不“应试”？也是个难以“一刀切”的复杂话题。没有“应试”，则无以有效考评学生学习效率和学校教书质量。过于强调“应试”，则竟导致教师和学生流失，影响了教育的整体水平提高。
不过，所有人都认同的，一是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学费太贵或者家庭贫穷而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是不应该的；二是学前教育很重要，除了要更加多的设立保育机构，让孩子们有地方可“托管”，也要注重学前学习和能力开发；三是在教育资源平等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入竞争机制，如特许学校等，给更多人择校的机会，也给学校更多促进。
当然，对于美国而言，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影响着教育。比如克林顿和奥巴马大力支持《平权法》，而特朗普可能更多的是反对。在教育领域，如何录取少数族裔学生，包括亚裔也提出自己在这种框架下，实际上在录取中受到了限制和歧视等，都或涉及美国历史、文化、社会更深层次的问题，更加不那么容易解决。
后记
这个世界上，可能大家都会认同教育的重要作用，也都提倡“教育均等化”。但究竟怎么能够做到让教育为个人成长和国家竞争服务，如何制定目标、设定程序、政策实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可能在任何的各种“一刀切”中得到想要的。对于“均等化”，更是如此，私有资源不可能是完全均等的，包括智力能力，应将着眼点放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上，不断补短板，让孩子看得到目标，而且能够在跑道上